企业杠杆率的评价指标包括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我们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微观评价指标，以“债务余额／GDP”作为宏观评价指标，对广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了测算。

　　整体来看，广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趋涨，虽然广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也高于G7国家（略低于法国）和其余金砖国家，表明广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仍然偏高。

　　从企业所有制属性来看，广东国有企业杠杆率普遍高于民营企业。人行广州分行对辖区182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至2015年，无论是以“资产负债率”作为测算指标，还是以“负债总额/增加值”作为测算指标，国有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均高于民营非金融企业。

　　从行业来看，广东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11个行业的杠杆率超过60%，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上游重工业行业。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主要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灾后恢复重建等领域，有力地拉动了上游行业产品的需求。需求扩张及产业政策的引导，上游行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但在项目竣工后，需求总量并不明显，导致产能过剩，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财务状况逐步恶化，导致杠杆率上升。

　　广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的成因和影响

　　从成因来看，一是企业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此外，银行还通过表外业务、理财业务、通道类“类信贷”业务扩张，非标债权资产增长较快。二是非传统金融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的兴起，使得“影子银行”的规模快速膨胀，相对宽松的准入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本不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助推了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化。三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近年来，广东外贸出口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企业资产效益下滑，导致杠杆率水平增长。

　　从影响来看，一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M2增速长期快于GDP增速，意味着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可能导致资金在低效率部门沉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减弱。二是加剧系统性风险。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风险相对集中。而随着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的兴起，资金链涉及的主体更加复杂，风险传染性大大加强。三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高杠杆率意味着企业要承担较高的经营成本，在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效率、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可能导致现金流无法覆盖高额的借贷成本，企业被迫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

　　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重点是逐步完善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佛山广东金融交易中心等场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整合相关资源，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二是推动基本面较好、只是出现短期财务困境的企业、行业开展债务重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债务重组要重点关注资产收益率、资产周转率等反映资产质量的指标，参考债转股的成本，同时兼顾相关配套政策。

　　三是支持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改组生产方式落后的僵尸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资产质量，改善企业债务结构。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避免僵尸企业、老懒企业基于过去的信用记录重复获得信贷，并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便利。